李龙斌简介：安徽明光人，一级演员，曾任安徽省徽京剧院副院长，中国戏剧“梅花奖”、上海第三届“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主角”奖获得者，徽剧领军人物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剧代表性传承人，连续五届安徽省政协常委。

魏晓丽：您15岁起便开始学习京剧，后来从京剧转向徽剧，并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剧代表性传承人。请谈谈您一路走来的成功经历与其中的酸甜苦辣。

李龙斌：其实，也没什么特别的经历可谈。我是1971年2月考入安徽省艺术学校京剧班的，当时我虚岁15岁。在学校里，我主要学习样板戏。1975年9月，我被分配到安徽省京剧团，那时候经常下农村演出，像《白蛇传》《百花公主》《七侠五义》这些都是常演的剧目。在泾县茂林演出时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——看戏的人特别多，买票的队伍排得老长，不少人扒着窗户抢票，那场面真是空前热闹。

1978年底，我从安徽省京剧团调到安徽省徽剧团，正式开始了徽剧生涯。刚到徽剧团的头几年，我演的多是配角或武打演员。其实每个演员都有这样的经历，都是从小角色慢慢熬过来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多学、多看、多练、多演。1990年之前的十年，我算是卧薪尝胆，演了不少戏，也下过农村，还拍过电视剧和电影——在1986年版的《西游记》里，我做过武打演员，偶尔客串妖怪或神仙，也演过九头驸马和黄风怪，那算是我人生中一段挺亮眼的经历。1988年以后，我就潜心准备一件事：迎接1990年在北京举办的“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振兴京剧研讨会”。这个活动堪称中国戏曲史上的一件大事，全称就是“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振兴京剧研讨会”，纪念徽班其实是为了振兴京剧。作为徽班的诞生地，安徽自然要有所行动，省里决定把徽剧作为进京展演的“底牌”。我们安徽省徽剧团开始积极筹备，前后排了十几个折子戏，最后从中选出了四个节目。其中一个压轴戏，就是我的《临江会》。经过一年多的积极筹备与刻苦练功，1990年冬天，我们徽班进京演出大获成功，当时《中国青年报》《人民日报·海外版》均有报道。此次晋京演出让徽班一战成名，随后在1991年赴香港、1992年赴澳门、1993年赴日本、1997年赴台湾演出，还先后前往澳大利亚、法国、德国等地交流。以表演艺术为核心的徽戏，就这样重新焕发生机，延续了它的艺术生命。

徽班进京演出期间，中国剧协专门召开了座谈会，黄宗江先生也出席了这次座谈会。他说：“昨晚看了安徽省徽剧团的四个折子戏，回宾馆的路上大家像过年一样热闹，实在太精彩了！看了这四出戏，我感觉是‘新中有旧、旧中有新、整旧如新、新旧难分’啊！”

我们并非简单搬演老古董，也不是大家想象中“原模原样”的传统徽班——我们是“新徽班”。打个比方，我们把传统的“泥巴”（即原有的艺术材料）打碎后，兑上新时代的“胶水”重新塑形，最终呈现出“新中有旧、旧中有新”的面貌。说白了，就是“再造传统”——在传统基础上重新创作，赋予它今日的时代光彩。安徽曾为中国戏曲发展作出过卓越贡献，作为安徽的文艺工作者，我为此感到无比自豪。

魏晓丽：凡事皆有因，您作为徽班第七代传人，请谈谈您成功的原因。

李龙斌：徽班第七代传人的称谓，是在2020年前后“徽风皖韵澳洲行”活动中，由澳洲华人领袖、澳华文联主席，同时也是我同学的余俊武先生赠予的。这个称呼属于民间认可，并非正式身份；而国家级传承人的头衔，则需要颁发正规证书，——我是演员中首批获此证书的。

说到成功的原因，其实是多方面的。今天既然是在做人做官研究网做访谈，那成功自然离不开领导的支持。如果没有他们的关心与支持，我们那次进京演出不可能取得那么好的成绩。当时省里大力支持，傅锡寿省长还亲自带队，卢书记和方书记后续的支持也都落到了实处。

有了领导的支持，还得有合适的机遇。如果没有纪念徽班进京200年这个契机，也不会有我李龙斌的今天。安徽人都知道，我们在省内唱戏唱得再好，也要到北京去证明自己——在北京唱出名堂，再回到安徽，才算真正立住了。所以，回顾我的奋斗历程，除了前面提到的领导关心、自身刻苦努力，还是需要一点灵气的——这个也很重要。

魏晓丽：您如何理解徽班精神呢？

李龙斌：我觉得，徽班精神最核心的一点，就是海纳百川的包容力——用行话来说，就像一个人“肠胃好”，什么都能吸收，还能转化为自身的营养，从而不断壮大剧种。另一方面，徽班还传承了梨园行的诸多老规矩，比如以角儿为中心、以文艺组织家为核心。过去演样板戏时，每天演出结束后都会开座谈会，复盘当天的表现：哪里演得好、哪里有不足，哪些问题必须避免，哪些优点值得发扬，这种传统就很有代表性。

魏晓丽：您曾多次强调徽剧要保留其粗犷、乡土的本色与大锣大鼓的特色，不能盲目西化。您为何要坚持这一主张呢？

李龙斌：我觉得中国300多个剧种，每个都扎根一方水土，肩负着“守土有责”的使命。每个剧种都有其独特的语言、唱腔与表演风格。中国戏曲本就是“以歌舞演故事”，若300多个剧种能像300多朵形态各异的花，那才真正精彩。

一般来说，昆曲、汉剧、秦腔这类古老剧种，更擅长演绎袍带戏、宫廷戏、战争戏——比如徽班就以三国戏闻名，而黄梅戏很少演三国戏，庐剧更是演不了这类题材。这其实涉及地方剧种的“大戏”与“小戏”之分：以徽班为代表的古老剧种，像汉剧、秦腔、河北梆子，多聚焦战争题材，如隋唐演义、水浒等袍带戏、宫廷戏；黄梅戏则长于《打猪草》《闹花灯》《春香闹学》这类生活小戏，二者风格截然不同。

关于徽班的表演风格，我们曾做过系统研究。有人说“徽班已经没东西了，精髓都被京剧拿去了”，甚至认为它滋养了长江流域众多古老剧种后，自身已近乎枯竭。但当时我们要代表安徽徽戏赴京演出，就必须思考：要以怎样的面貌和特色，才能让北京的观众与内行认可？我们的结论是：徽班的表演风格要突出独特的“草台风范”——也就是粗犷豪放、带着浓郁的民间气息，这与进京后京班融入宫廷演出的风格截然不同。我是这样概括当年徽班进京的特色：服装大红大绿，伴奏大锣大号，表演大蹦大跳，唱腔大喊大叫。这基本能还原徽班当年进京演出的盛况，其中蕴含的草台风范，正是剧种的魂与特色，必须牢牢守住。

魏晓丽：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徽班的源起，以及徽班进京的历史。

李龙斌：徽班发展史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的重要课题，它本就诞生于民间。早期徽班唱的都是昆曲，皮黄戏是后来才慢慢形成的。徽班艺人大多是安庆人，和徽州的关联在于：徽州商人出资供养了这些安庆籍的戏班。四大徽班进京是在徽商的鼎力支持下，1790年赴京演出。其中三庆班是第一个到北京演出的徽班。正是四大徽班进京后，融合汉剧、秦腔等元素，逐渐酝酿出京剧这一剧种。可以说，安徽对中国戏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，作为安徽人，我们对此深感自豪

魏晓丽：您在人才培养上，有什么独特的方法吗？

李龙斌：我本人是“梅花奖”得主，按行话讲不算“棒槌”——自夸一句，也算是文武兼备的好演员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当了20年业务院长，既是艺术家，也积累了文艺管理经验。在人才培养上，我讲究“量体裁衣”，拍戏时一定要充分发挥演员的特长，把最美的一面留给观众，把不足藏起来。这样一来，年轻观众也能慢慢学会辨别：哪些优势要彰显，哪些短板该收敛。

 魏晓丽：对年轻一代的徽剧演员，您有哪些要求呢？

     李龙斌：我觉得年轻人首先得热爱自己从事的这份事业，对它怀有敬畏之心。至于用什么方法提升艺术水平，只要不违法，任何手段都可以尝试。对年轻一代，我希望他们首先要把唱念做打的基本功练扎实，同时也要打开思路，大胆想象，借助如今的高科技手段，让这些技术为戏曲艺术服务。